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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小故事】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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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“赶考”的峥嵘岁月里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。让我们透过几则小故事，一起来感受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。 　　周恩来 　　我自己没有孩子，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，要求进京做事，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。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，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。为此，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并定下了著名的“十条家规”：一、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，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；二、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；三、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，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，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；四、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，不得用招待券；五、不许请客送礼；六、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；七、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，不要别人代办；八、生活要艰苦朴素；九、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，不要炫耀自己；十、不谋私利，不搞特殊化。 　　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，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。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，是专门培养烈士、高级干部子女的。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，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，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、填写表格，还是同学交往，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。后来，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，1961年结婚，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，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。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：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，中央调整国民经济，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，国务院也正在下放、压缩人员，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，不带头执行？”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、侄媳做工作：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，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。”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，侄儿、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。周恩来说过，我自己没有孩子，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。 　　陈云 　　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　　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，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，被定作危房。当时计划翻修一下，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，但在最后时刻，陈云告诉身边人：“这件事不能做，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。”最终，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，上面铺着厚木板。陈云就在这个“铁框框”里坚持办公，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。 　　同时，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，要他们“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，不搞特殊化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，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。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，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，没搭过一次车。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。 　　罗荣桓 　　生活不要特殊化 　　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，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、身份变了，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，搞特殊化。 　　在生活中，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。1947年7月，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，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。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，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。 　　一次，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，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，就跟他说：“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？你家住楼上，我们住楼下。欢迎吗？”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。但没过两天，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。罗荣桓对家人说：“住的房子大小，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，但我们是党的干部，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，不能官越做越大，住的楼越来越高。”罗荣桓还说：“生活不要特殊化，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，讲究吃穿，贪图享受，就要变坏的。” 　　1963年12月16日，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：“我死以后，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，搬到一楼的房子去，不要特殊。”他还交代子女说：“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，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。爸爸就留一句话：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，永远干革命。”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，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。 　　张闻天 　　“苛待”自己最亲爱的人 　　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，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，没有索取的权利。”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无论身居何位，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，甚至为了避嫌而“苛待”自己最亲爱的人。 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，但他从不允许子女“沾光”。有一次，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，赖着不下来，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。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，他干脆走着去上班，让汽车停在原地。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。 　　上世纪50年代，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。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，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。两年后，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。因离校时间已久，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，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。张闻天一口回绝：“你有本事上就上，没本事就别上。”最后，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。 　　1962年，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。由于条件艰苦，到新疆没多久，张虹生患上肝炎，并发展成慢性病。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，张闻天却给他回信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？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，都是在新疆治，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。”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，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。 　　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，在那里结婚生女，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，才凭“落实政策”调回祖籍江苏，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。1979年，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。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：“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？”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。同年，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，一直到2001年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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